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苟利於民不必法古

2019-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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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旧。”是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提到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時引用的經典名句。

 

  这句话的出处,是《淮南子·氾论训》。

 

  《淮南子》,又名《淮南鴻烈》,是西漢貴族淮南王劉安及其門客集體編撰的一部作品。《淮南子》有內篇21卷,外篇33卷,糅合陰陽、儒、墨、法等各家思想,而以道家思想爲主。此書內容宏富、文筆優美,具有深刻的哲理意味,是瞭解漢初思想的重要典籍。

 

  《氾論訓》來自《淮南子》的《內篇》。文章廣泛討論了古往今來治亂興衰的得失,故以“氾论”为名,而其核心就是一句话:“百川異源,而皆歸於海;百家殊業,而皆務於治”,“故聖人制禮樂,而不制於禮樂。治國有常,而利民爲本;政教有經,而令行爲上。苟利於民不必法古,苟周於事不必循舊。”翻譯成現代漢語就是:就像天下的河流源頭不同,但終究歸於大海一樣,諸子百家的觀點雖然不同,但核心指歸都是天下能夠得到治理。所以,聖人是制定禮樂,而不是用禮樂去框定聖人。治理國家雖有常規,但必須以利民爲根本;政令教化雖有常法,但必須以切實有效爲最佳。如果對民衆有利,就不必非要效法古制;如果適合實際情況,就不必一定要遵循舊法。

 

  “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旧”,語句雖然簡短,但在中國,卻有着極其重大的政治和文化意義。原因很簡單,中國自古就是一個特別注重傳統的國家。這首先是由中國以農立國的性質決定的。人們年復一年地春種夏播、秋收冬藏,很容易在人們心中造成“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印象。對傳統的尊重,也與統治者統治權力的合法性有着重要的關聯。

 

  中國是一個宗法制的國家,統治權力合法性的最大來源就是他的血脈,“慎终追远”,對前代的尊重,就是非常必然的情形。對傳統的尊重,還與舊有禮法、制度的有效性有關。一切規章制度,究其實質,其實就是對以往有效經驗的總結和積澱。在以往的歷史中,它們已經被證明爲有效的,所以在打破這些舊有制度之時,人們的疑慮也就格外嚴重。正是在這幾種因素的綜合作用下,中國人對傳統就格外尊重,不僅是人們的智慧之源,也是解決問題的思考方向,甚至有時就是現成答案。不效法前代的經驗,就意味着肆意妄爲,禍亂四伏。

 

  放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之中,《淮南子》的政治文化意義就顯得格外突出了。

 

  第一,它清晰地區分了國家治理中,現實政治的需要和典章制度之間的關係。在作者看來,二者之間的關係,前者爲本,後者爲末;前者是目的,後者是手段。治理國家的根本目的,是有利於民;評價方針政策的根本標準,是能否把事情處理好。相對於這個根本目的與最高準則,一切禮法的規定都是手段而已。

 

  第二,它雄辯地指出,禮法本身就是在流變之中的。箇中道理,用《氾論訓》中的話來表述,“利于民”“周于事”与“礼乐”之间的关系,乃是“道”与“事”的关系:“聖人所由曰道,所爲曰事。道猶金石,一調不更;事猶琴瑟,每弦改調。”治国之“道”的指向是固定的,那就是“利于民”“周于事”;但因为“事”是在永不停息的流变之中,所以“道”在不同的“事”中就有着不同的表現。因此,也就沒有固定的成法可以永遠去遵守。

 

  需要说明的是,“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旧”這句話雖然出自於《淮南子》,但其中所蘊含的拒絕墨守陳規、強調變革的思想並非是《淮南子》所獨有。比如《周易·系辞下》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吕氏春秋·察今》说:“凡先王之法,有要於時也。時不與法俱在,法雖今而在,猶若不可法。故釋先王之成法,而法其所以爲法。”這些話語,在歷史中閃閃發光,爲後世那些勇於變革的改革家提供了理論依據與歷史參照。

 

  同時,歷史上也有許多因爲不懂得與時俱進,因“法古”“循旧”而导致失败的例子,比如说像王莽改制。

 

  在今天,重温“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旧”這句智慧的話語,對我們仍然有着極其重大的現實意義。

 

  首先,是繼續推進改革的需要。當今時代,正在經歷一輪新的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在新變化、新形勢下,只有主動地變革,才能適應乃至引領世界的潮流。

 

  其次,也是我們個人發展的需要。隨着現代科技的發展,人類的生活狀況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而即將到來的人工智能時代,我們將面對更多前所未有的挑戰。套用清末李鴻章的感慨,我們所面臨的,是“三千年未有之奇变”。這就造成了社會發展嚴重的不連續性。在新時代,如何做一個不被人工智能取代的人,是每個人都必需思考的問題。這同樣需要我們有“不法古”“不循旧”的决心和勇气。